看到《温州读书报》上朱金顺先生《也说说施蛰存请吃鲈鱼》，非常高兴。朱先生文中称我为“老友”，实在太客气。三十年前我在北师大当博士生时，朱先生就是北师大的老师，当然是我的师辈。朱先生擅长考证，我也有同好，以前我们也有过这方面的交流。在学术、考证问题上，我历来“没大没小”，朱先生也从不见怪。这次他认为我说错了，把两次友人去松江施家吃鲈鱼的事当成了一次，我要坦率地表示不能苟同。
朱先生的理由有三：一，孔另境编《现代作家书简》极为严谨，在叶圣陶信尾添上的“（十八年）”不会错；二，沈建中《遗留韵事（施蛰存游踪）》也说是年；三，叶圣陶信中没提王伯祥，他可是最年长的，这是“能够说明这两次请吃鲈鱼，不是一次的证据”。
沈建中兄与我同在上海，我便给他打了电话。他说，他写的“越一年（陈按，即年），郑振铎……遂与叶圣陶、徐调孚结伴去松江施家作客”云云，就是依了《现代作家书简》上的“（十八年）”，并没有其他来源。因此，他说不能引他的书作为根据。沈兄还说，他在研究中发现《现代作家书简》确有系年错误，并举了例子。我又向他核实：朱先生文中说的“孔另境……按邮戳加上了‘（十八年）’”是不是他书中说的，有没有根据？沈兄说他没有说过这话。看来，“按邮戳”云云只是朱先生的想象。
我认为，叶圣陶信尾添上的“（十八年）”，不管是叶圣陶自己添上的，还是孔另境问了叶圣陶后添上的，都不能保证叶圣陶绝不会记错。其实，这样的误记是常见的，也不算什么大事，何况还加了括号，因此该书仍不失“极为严谨”。叶圣陶信中没提王伯祥，只能说明施蛰存那次可能没有赠送给王伯祥，并不能作为“说明这两次请吃鲈鱼，不是一次的证据”。王伯祥固然是几位朋友中年纪 的，但也没比叶圣陶、郑振铎、徐调孚大多少。查年12月27日王伯祥的日记，确实也没有施先生送鲈鱼的记载。叶诗中说“红腮珍品喜三分”，看来施先生这次只送了叶、郑、徐三人。这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。因此，我觉得朱先生这次的考证，没有什么说服力。
我认为叶圣陶信尾添上的“（十八年）”应该是“（十九年）”才对，就是因为看到了十九年（年）12月21日王伯祥的日记。这与一星期后28日叶圣陶致施蛰存信中所说完全对得上。如果按照朱先生的意思，那么，叶、郑、徐三人是年12月（21日前后）去施家吃鲈鱼，同月27日又收到施先生赠送的鲈鱼，这样吃了两次还不够，又在年12月21日（恰恰正好是一年后）再带上王伯祥、钱君匋两人去施家第三次吃鲈鱼？这样的可能性显然是非常小的。沈兄认为是不可能的，当年去松江的交通也并不方便。我又想，如果叶、郑、徐三人在一年前就曾经去过施家吃鲈鱼，他们肯定会告诉王伯祥，王在日记中也应该记一笔的。（选自《温州读书报》年第8期）
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#个上一篇下一篇